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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只知道，他要撑住，不能松口。

    只要不松口，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

    对面的民警换了一拨，年轻的那个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。

    年长的那个还在低头翻材料，一页一页地翻，沙沙地响。

    易中海的嗓子已经哑了，他一遍遍地洗脑自己。

    “我是好心”

    “我怕孩子乱花”

    “我只是暂时保管”

    说得他自己都快信了。

    他低着头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指头微微发抖，但脸上的表情还是那副模样。

    委屈、无奈、带着一种被冤枉的悲愤。

    他还在等聋老太太。

    他知道老太太一定会想办法的。

    老太太在街道办、轧钢厂都有人脉，她要是肯出面说句话，这事就能从“违法”变成“误会”。

    从“误会”变成“好心办了错事”。

    再从“错事”变成“批评教育几句就完事”。

    他又没杀人放火，不就是替两个孩子保管了几天钱吗？

    最多再把钱还回去，赔个礼道个歉，还能怎么样？

    他这么想着，心里就踏实了一些。

    腰板又挺了挺，抬起头，准备迎接下一轮询问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审讯室的门开了。

    宋建国走了进来。

    脸上的表情被走廊的灯光切出一半明一半暗。

    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信封鼓鼓囊囊的，像是塞了不少东西。

    他走到桌边，把信封放下，没有坐下，就那么站着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易中海。

    “易中海，”

    他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沉，像石头丢进了深水里。

    “你是在等聋老太来捞你吗？”

    易中海的心猛地跳了一下，但他脸上没有露出来。
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看着宋建国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句什么。

    可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，半天没发出声音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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